推陈出新，新编练一套战法，足以攻城略地战无不胜。

  这等同于偷换了一下概念，把“中学为体”的中学，直接换成了古人的智慧，而非是经史子集。

  但正所谓“六经注我、我注六经”。

  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，到底如何解释，自然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刘钰，还要看皇帝希望怎么解释，怎么定义为体的“中学”到底是哪些。

  又如刘钰刚才说的，蒙元时候工匠封万户侯的事，这算是啥？

  是体？还是用？

  是用的话，那就动摇了体——樊迟问种地的事，孔子说什么叫小人？这就叫小人啊，只要学好礼仪，四方的百姓就会来投奔，哪里用得着学种地呢——如果工匠也能封万户，那天朝与夷狄又有什么区别？

  所以，这个西学为用的“用”，用到什么程度？哪些可以用？

  以用逼体，这是无解的：轻视工匠，火器与科技肯定不如西方；重视工匠，那就是天朝体系的崩塌，士大夫定然不屑与工匠同堂。

  工匠要是和士大夫们一起站在朝堂，但凡有点血性的士大夫，就会回去投湖自尽的。

  李淦没有说话，而是细细琢磨了一番刘钰的话，久久不语。

  其余和刘钰一起跪着的人，却是暗暗心惊刘钰的胆子真的有够大，本来这件事马上就要了了，这时候却偏偏又说这些话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

  几人心想，入恁娘的，以后你刘守常叫我们去干啥，都得先琢磨琢磨。再不敢听你的了，这是要吓死人啊。

  胆子这么大，迟早要吃亏的。见好就收吧，兄弟。

  李淦倒是很欣赏刘钰的胆大，之前他就开过玩笑，说缩头缩脑的老王八生出来个横行无忌的螃蟹。

  只是刘钰说的这番话，李淦越是爱才，就越得不置可否。

  福建教案引发的导火索，导致朝中大乱，党争将起。

  西法党、守旧党争执不堪，耶稣会那边又火上添油地传来了教廷谕令，这样的风口浪尖上，两边都只能走极端。

  守旧党必须要极为守旧复古，才可被守旧党看成自己人；西法党又要极端激进，才能被西法党看成自己人。

  谁站在中间，尤其是什么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之类的话，那是要被两边攻讦的。

  即便刘钰身后还有个翼国公，但这样的风口浪尖，哪里是一个武德宫的十七八岁少年能顶得住的？

  只有到两边斗的两败俱伤时候，皇帝才能居中调和。那时候双方都斗的没了力气，也能接受这个折中之策。

  尤其是刘钰身上还有个大污点、大麻烦——之前和传教士走的太近，如今又弄出个热气球飞升，御史言官一句“窥探禁宫、大不敬”，便是翼国公都扛不住。

  想到这，出于保护，李淦笑道：“孩子话。你懂什么是体？什么是用？你做的这大孔明灯，无非是术，不足称道。”

  刘钰也是铁了心了，得寸进尺，见皇帝没有苛责的意思，又道：“陛下，术变了多了，道还能是原来的道吗？我听那些传教士说，西夷已用自生火铳，却不知陛下是否知晓？”

  自生火铳，也就是所谓的燧发枪。

  李淦点头道：“朕知道，无非是自生火铳，晾也没什么特殊。只是施放便利一些，那些传教士也曾贡给朕几支，时常还有燧石不发火的情况。倒也不见得就多好。”

  燧发枪的点火率确实是个问题，即便再发展几十年，燧石激发的火星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点燃引药。在发火率上，肯定是不如明火的火绳枪的。

  但新事物总是有进步空间的，尤其是单看燧发枪算不得什么，可配上一整套与之相配套的军事体制改革，那就远远超越了大顺的火绳枪、冷兵器混编；靠数量优势的大炮来殴打周边小朋友的战术体制了。

  刘钰见皇帝这么说，眼珠一转，想到了一番话。不但可以继续试探，至少在皇帝心里留下一些变革的种子，也顺便清洗一下自己和传教士来往过密的传闻。

  这时候，是该卖队友、卖师傅了。

  “陛下，我家中也有传教士带来的自生火铳。只是，那些西洋传教士说的并不完全，不敢说包藏祸心，但恐怕他们也是一知半解。”

  “只论自生火铳，比之火绳鸟枪，或许进步不大。但其实我多方打听才知道，西洋除了用燧发枪外，更有刺刀一物，那才是关键之物。如此一来，就可谓是术大变，则旧道不通，导致整个战法都变了。”

  “那些传教士亦或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亦或许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，却只说其一不说其二，我才忧虑万分。”

  第021章　纸上谈兵

  什么叫莫须有？

  这就叫莫须有。

  传教士懂个屁的军事体系？

  术业有专攻，加上此时获取知识的成本太高，刘钰确信这些传教士根本不可能懂军事变革的脉络。

  尤其是这些传教士不会明白，引发这一轮军事变革的，不是看起来精巧的燧发枪枪机，而是不显眼似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刺刀。

  他明白，所以才要莫须有——诛心之言，传教士可能是很清楚，但是故意不告诉咱们，这帮人不是什么好鸟。

  轻飘飘的几句话，既勾起了皇帝的兴趣，也撇清了自己和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事实。

  顺带着，把一定无比巨大的大黑锅，扣在了自己曾经“得师事之”的戴进贤等传教士的头上。

 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还是明知而故意只说其一不说其二，那就看皇帝怎么想了。

  刘钰从父亲和齐国公那已然了解朝廷将来可能禁教的态度，很明确。

  这时候自然要撇清、洗白。

  传教士这艘破船要沉，自己可没心思去陪着一起沉。

  卖了旧人，再扣一个大黑锅，踢上一脚。

  那他刘钰就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最起码也是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国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。

  忠心耿耿，大为可用啊。

  传教士的一知半解，配上文人的那张嘴，照着正常发展的趋势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

  就前朝文人见到荷兰武装商船记载“船巨阔数十丈、一炮糜烂十余里”的德行，指望他们去考察军事体制，那是做梦。

  李淦被刘钰的话弄得一怔。

  这话若是别人说，李淦未必能信，甚至觉得这是故意生事、无中生有，莫须有之罪。

  可他刚刚看过刘钰写的《西洋诸国略考》，里面的一些东西，便是那些传教士也说不了那么透彻。

  这问题就来了。

  没有生而知之者。

  刘钰知道，那得有人告诉他。

  就算是他旁敲侧击问的，那也得有人知道。

  朝中传教士颇多，为什么没有人说的那么清楚？

  尤其是在翻译的称呼上，为什么遮遮掩掩那个万王之王的称号？

  总不成这刘钰是生而知之者，在家坐着就知道万里之外的事吧？

  很显然，是传教士自己不说，这个刘钰有心算无心，旁敲侧击之下，才知道的嘛。

  传教士知道却不说，这不是其心可诛是什么？

  这似乎很合理。